22开本多大尺寸 36开本多大( 二 )
一方面，译林出版社继续出版老一辈翻译家施咸荣的译本；另一方面，也开始开拓年轻翻译家孙仲旭的译本，分别在2007年与2014年出版孙仲旭的双语本与单行本，增加《麦田》在中国的受众 。
《麦田里的守望者》原作中有很多粗话、俚语 。曾有美国家长对小说里的粗口进行统计：全书共有237个“Goddamn”、58个“bastard”、31个“Chrissake”和6个“fuck” 。如何在中文语境下翻译好这些粗话、俚语是施咸荣需要处理的难题，他使用口语方式，融入了当时青年人的表达习惯，朱伟至今对漓江版《麦田》中出现“瘪三”“阿飞”“麦乳精”这样浓重时代印记的词汇印象深刻 。
这种口语化的翻译得到读者与译界的双重认可 。施咸荣的朋友、翻译家李文俊在翻译《九故事》时也借鉴了这种方式 。但既然以口语翻译，适时推出贴近当下语言习惯的译本就十分必要，青年翻译家孙仲旭的版本补充了这一缺口 。70后作家路内曾比读施咸荣与孙仲旭的两个版本，他曾打趣，“施咸荣老师的译本挺好的，但他译本里的‘他妈的’永远没放对地方，仲旭把‘他妈的’按汉语中应该的位置都放对了 。”
塞林格的其他作品也在陆续引入 。早在1987年，塞林格的短篇小说集《九故事》就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过，大约2002年前后，浙江文艺出版社购买了这本书的版权，并邀请翻译家李文俊与青年译者何上峰重译 。“九九读书人”原副总编辑、现独立出版人彭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国内版权竞争相当激烈，一般外国文学版权签约以五年为一期 。2006年，浙江文艺出版社手上的《九故事》版权即将到期，那时彭伦刚做出版不久，一位浙江文艺出版社的退休老编辑将塞林格的《九故事》推荐给他，彭伦读后十分喜欢，得知浙江文艺出版社不准备续约，就决定把版权买过来 。
彭伦拿到《九故事》版权的花费并不多，令彭伦印象深刻的是版权合同中对书的出版方式有明确的约定 。根据塞林格本人的意愿，书的装帧内页不能有插图，封面设计不能有画，不能有任何别人的序言或推荐文字，书名的字号要比作者的字号大，不能将作品放在丛书中出版 。彭伦曾将《九故事》最初印有塞林格的签名封面设计稿发给塞林格的文学经纪公司审核，得到塞林格回信，要求删掉自己的签名 。彭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塞林格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最大程度地保持原貌，降低一切干扰阅读的因素，也因为他严格的要求，曾与一些国际出版商产生纠纷 。英国某出版社在出版《九故事》时，曾将其中一篇《献给艾斯美的故事:怀着爱与凄楚》单独作为整本书的标题，惹得塞林格很不高兴 。
彭伦在编辑《九故事》时又读到塞林格另外两本小说，也十分喜欢，于是一鼓作气把这两本从未在中国翻译过的作品版权也买下来 。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同行将译者丁骏推荐给彭伦，彭伦主动联系丁骏，当时，丁骏还是陆谷孙先生的研究生 。得知丁骏也是塞林格迷，两人一拍即合，丁骏很快开始翻译 。2007年到2009年，彭伦所在的“九九读书人”图书策划公司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合作陆续推出《九故事》《弗兰妮与祖伊》《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 。至此，塞林格生前发表的四部作品集全部都在国内出版 。
2010年后，译林出版社获得了塞林格公开出版的四部作品在中国的独家版权 。在译林出版社的牵线下，丁骏与塞林格基金会挑选的中英双语环境下长大的文学教师合作，根据对方的阅读反馈，一句一句讨论原来的译文，花了两年完成审读校对，将译本准确度进一步提升 。
2018年译林出版社推出全新的“塞林格作品集”，包括了《麦田里的守望者》（孙仲旭译）《九故事》《弗兰妮与祖伊》《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丁骏译） 。这是塞林格作品简体中译本第一次在塞林格基金会的指导下结集出版，由塞林格的儿子马特·塞林格亲自指导修订 。这套书籍严格执行塞林格意愿，装帧从简，封面上没有图片，只有作者名与书名 。这或许暗示着经过了57年的传播，中文世界对塞林格的接受与阐释在贴近塞林格本人原意的努力上又进了一步 。
